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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主要任务我的钢

2018-11-06 09:57:33

郭树清: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主要任务我的钢铁

当前经济和金融运行情况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状况总体良好,大多数经济、金融指标好于预期,金融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我国积极履行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加大了金融服务业开放的力度: 一是清理了相关法律法规,颁布了新的涉及外资金融机构、外资保险公司、外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条例;二是取消了设立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和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客户对象限制,外资银行办理人民币业务的开放也在有序进行;三是中国金融机构正在紧锣密鼓地与外商洽谈合作、合资事宜,外资参股我国金融机构的步伐加快;四是部分国有银行、国有保险公司正在积极筹划股份制改造和海外上市;五是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合格的国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的国内机构投资者”(QDII)和“中国存托凭证”(CDR)等金融市场开放的新举措。然而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除了国际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和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国际竞争加剧外,从国内来看,当前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财政收入增幅下降。与上年同期相比,国家财政预算收入当年累计数增幅几乎逐月下降。今年1-6月的增幅为9.1%,远低于去年同期26.2%的水平,7月以来,情况有所好转。整体来看,尽管新型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还未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财政“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仍然偏低。我国财政仍然不能完全达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所应具备的调节能力,这制约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影响了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社会保障和政府机构的改革及要素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通货紧缩的压力增大。今年7月,消费物价指数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9%,这已是从去年11月以来连续出现的负增长?今年2月为零增长??1-7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下降0.8%。经济中通货紧缩的压力增大,说明消费和投资都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内需不足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第三,就业矛盾日益突出。2001年,全国城镇职工登记失业率为3.6%,考虑到存在大量下岗职工和在职职工就业不充分等因素,城镇实际失业率可能要更高一些。当然,中国的隐性就业与隐性失业都有很大的规模。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口数量很多,用国际标准衡量,失业率可能并不如通常估计的那么高。 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有3亿多人,其中有一多半是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必然会流向城镇,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城镇失业问题。在城乡分隔格局下,推进城市化进程仍存在许多障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就业和非农就业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如果上述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就业矛盾还会进一步加剧,这对于人口13亿、经济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都是根本性的。 第四,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目前对城镇职工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体制。但老职工过去并没有个人账户积累,目前统筹的部分不能满足已退休人员的需要,因此不得不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导致在职职工的个人账户出现大量空账。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基本养老金的支付缺口将越来越大。医疗保险体制也存在类似问题,医疗统筹账户缺口很大,要靠对个人账户的透支来弥补。此外,相配套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医药分开、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督等问题还未得到妥善解决。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着人口、资源和环境等一系列长期性挑战。但是,中国有着许多有利条件,其中世界罕见的高储蓄率、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以及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都是其他国家所难以相比的。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再创辉煌。前面所说的问题和困难都是能够解决的。当前,关键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内需,消除通货紧缩现象,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金融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革创新的现实需要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起飞时期和转轨过程的经济体来说,金融领域如同其他经济和技术领域,主要是“追踪模仿”问题。我们只能从现实出发,不能以理想和概念为起点。但是,在中国这个充满特殊性的国家建立起现代金融体系,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创造,是一个世界奇迹。因为我们不可能简单照搬外国的做法;我们不得不创造性地处理经济领域内外的关系;我们不能不迎头赶上,引进的同时又是需要的金融产品和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全部都是创新。 无论是改革还是创新,金融领域的制度建设都要注重基础,要着眼长远,要有牢固的根本。因此我们不能过分追求速度,不能追求花样。同时,任何金融变革举措,都要确保不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循环,而且是能加快经济发展,改善经济循环。这样考虑,才能搞清楚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才能搞清楚什么样的举措才是迫切需要的。 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采取了其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启动投资和消费,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我国经济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实际增长明显低于潜在水平。据统计,过去几年我国平均消费率不足60%,其余40%的GDP形成储蓄,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占37%左右,储蓄明显大于投资。银行存款继续大幅度增长,社会资金投资渠道非常有限,资本市场虽然不断扩大,但远没有达到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规模。 在社会资金总体宽余的情况下,国内金融机构的本外币资金也十分宽裕。到今年6月底,金融机构超额储备率平均为6.78%,流动性相当充裕;国内金融机构境外证券投资大幅增长,仅2001年就增加了218.1亿美元,加上国家外汇储备资产,到今年6月底,我国境外金融资产超过了3500亿美元,而外债余额只有1693亿美元。 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而不需要投资了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事实上,我国基础设施依然非常薄弱,加工制造业的水平还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包括金融、保险、咨询、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等在内的服务业,本质上属于严重供给不足的产业。即使农业也不过是出现了一个低水平的过剩。与产业结构调整高度相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等,都需要长期的、巨额的投资。因此,从总体上讲,中国现在还远不该是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过剩的背后,其实是社会有效投资不足。而社会投资的增长不够理想的症结,主要是投融资关系没有理顺,投资体制、金融市场都存在着扭曲或障碍。投资体制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问题;金融体系方面的问题,则主要是市场不健全、不完整的问题,这两方面又是互相制约着的。从金融体系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证券市场还很不发达。股票市场存在A股、B股市场等不同板块,市场分割现象严重;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法人股尚未进入市场流通,造成一系列不合理现象;债券市场发展缓慢,除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之外,公司债和机构债的规模几乎不值一提。按照国际上的一般规律,银行、股票、债券的融资规模基本相等是为正常的,我国显然很不平衡。美国的资本市场有四部分:一是股票,二是国债,三是公司债,四是市政债或机构债。我国只有两个部分。 第二,商业银行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国有独资银行仍然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一方面不良贷款比重仍然较高,为控制不良贷款比率,银行似乎就应该少放贷款;另一方面,存款不断增加,为增加收入又必须扩大信贷业务。股份制商业银行包袱较轻,但是也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在机制上也并不健全。非国有银行规模相对较小,存、贷款都只占商业银行存、贷款总量的15%。民间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更是缓慢,无法向中小企业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务。 第三,金融投资工具和投资渠道较少。尽管投资基金、项目融资、融资租赁等新的投资工具和投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体而言仍然很落后。居民的投资渠道较少,社会资金难以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银行存款仍然是居民主要的金融投资方式,这不仅降低了社会平均的资本效率,而且客观上加剧了金融风险的集中和积聚。 第四,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长期的计划经济,造成了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单位之间的软预算约束和信用缺损。由于缺乏对股东或债权人有效的法律保护,金融监管不完善,导致债务人、受托人对债权人和委托人没有很好地履行诚信义务,甚至肆意侵害后者的利益,从而严重制约了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存在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顺畅,以及中小企业贷款难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第五,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浮动30%,国债利率已完全由市场竞争决定,但是其他多种利率仍然存在行政性限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已经实行将近8年,基本原则没有改变,但是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原因,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价几乎没有变化。利率和汇率作为基本的市场参数,影响着整个金融体系。 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创新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的风险是因为害怕风险而裹足不前。外国舆论对中国的银行体系议论纷纷,有人毫无根据地断言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比率在40%-70%,还有人把社会保障隐性负债的规模夸大到超过GDP的水平,依据这样的数字,自然得出结论说,中国经济和金融是险象环生。 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恰恰相反,是我们而不是外国学者和机构早指出,中国的国有部门在显性负债之外还存在着巨额的隐性负债,并且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件事情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我们的基本分析是,当你看到国家的负债时,你还应当看到国家的资产,在每个时点上都有一个国家的资产负债平衡表。另外,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社会可支配的收入规模不断扩大,政府的增量经济资源自然会不断增长。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需要妥善处理好金融改革和稳定的关系。改革必然会打破原有的秩序和规则,否则就不能有突破和创新。但是如果引起金融和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动荡,那么这肯定是不可行的。问题在于如何具体地找出不稳定的因素,特别是主要的不稳定根源。 例如,在发展多种金融机构问题上,过去有过金融秩序混乱的沉痛教训;在发行企业债问题上,也有过不少到期不能偿还而由银行代偿的案例;在货币市场扩张时期,也出现虚假的国债回购交易风潮。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是这些金融改革不应当搞吗?不是。有许多教训,但是,我认为重要的一条是,政府介入和承担过多。不论是信托投资公司还是城市商业银行,甚至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造成它们乱拆借、乱贷款的根本原因,还是“大锅饭”、“盲目性”、“瞎指挥”。企业债到期不还,是因为它是国有企业,发债时就不准备还,因为有政府的认可和审批;投资者也一样,出了问题就找政府,而且政府也没有使大家失望。如果继续按官办、行政审批的办法来发展金融体系,永远也不会建立起真正的市场和市场约束,而且还会产生新的不稳定。 我们需要妥善处理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尖锐的矛盾是,国有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率与增加新的信贷业务。用停止的办法、消极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不仅不能降低不良贷款比率,反而会恶化这个指标,如果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更是得不偿失。任何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不积极主动地发展信贷业务,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们需要妥善处理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关系。对内开放方面,金融体系应向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开放。本质上,银行及非银行信贷机构都是经营货币的企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企业有许多特殊性,但是不应把金融机构神秘化。因此,农村信用社改革必须多样化,民营城市商业银行、区域商业银行的建立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关键是硬化资本约束和严格金融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 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受到一些质疑,有人认为我们吃了亏。我不这么看。早开放早得利,不开放改革就很难推进。金融对外开放的主要意义是可以借此加快国内金融机构的改革和转制。当前国内金融机构的问题不是缺乏资本,不是缺乏市场,不是缺乏业务,而是缺乏制度创新。离开市场竞争和规范模式的引导,我们的金融企业永远无法强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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